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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卫刚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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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卫刚,籍贯陕西西安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后,现在乌鲁木齐市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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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在中国建设法制社会这么难?  

2014-09-10 13:30:5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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漫长封建社会沉淀下的基因,使得“人治”的概念,已经在中国大地根深地固。这种深入中国人血脉中的文化基因,使得中国的法制化进程,常常因为人们对“礼”的尊重,而排斥一切于“法”有关的改革因子。

一直以来,儒家文化中的“礼”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,发挥着巨大作用。清朝之前,“礼”对于历朝历代来说,就是“朕即天子”,国即“朕”的家。它强调的是政权的合法性;对于老百姓来说, “礼”即“忠孝仁义信”,它强调个人对皇帝和国家的忠诚,对长辈的孝顺,对社会秩序的遵守。 它给中华民族留下的一个后遗症是:长期以来,“人治”思想,已经演化成为“礼”的代表,在社会治理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。 因此,对权力的无限崇拜,就成为“人治”思想的核心。例如,当官做老爷,一直是历朝历代中国人心目中,最难以割舍情怀。

“礼”的存在十分强大,即使是“文革”这样残酷的思想革命,也没有能够消灭它的影响力。 “文革”一结束,各种“礼”的回归,就像雨后荒芜草原上的野草,挡都挡不住。

“礼”在中国社会取得的最突出成就是:它把中国打造成为一个最讲关系的社会。无处不在的关系,在维系社会的运行。而权力则成为考验关系硬不硬的核心要素。

由于权力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稀缺资源,曾几何时,为保住权力不被剥夺,一些权贵者们,干脆把作为封建残余的“形不上大夫”,推上明面,为维持关系,赚取利益,直接参与博弈。

为了扩大和巩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虽然“人治”的理念早已经不被现代社会所接受,但是,作为“礼” 的重要内容, “人治”的影子,一直存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,例如,人人都想当公务员,掌握一定权力,就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。

法分为“老法”和“新法”。“老法”是指符合“礼”要求的法,它强调“礼”在法之上;“新法”是指改变“老法”的法律,强调法的至高无尚。新老法律之间最大区别:一种是维护旧的社会秩序的力量;一种是创建新社会秩序的推动力。

在“老法”环境下,出现周永康这类人物,从来就不是什么新鲜事。所以中国人才坚持认为,古今中外,官员贪腐普遍存在,清除掉了就是。但是, 由于周永康们的被抓,又打破了“形不上大夫”的潜规则,因此,一部分人们开始揣测:是不是要变法了?推行“新法”?例如,今后要遵循依法治国的方略。

其实,无论怎么看,依法治国从来都不是什么新方略,因为国家本来就该依法治理。问题是,如果没有一种新的理念,建立一种新的制度,任何形式的法律,都可能最终被演变成为一种“人治”的工具。

以反腐败为例,要实现反腐从不敢腐,向不能腐转变,仅仅依靠建立一种包括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和更加严厉的惩处制度,是远远不够的。只有突破“礼”的束缚,借鉴现代国际社会的基本经验,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,把现代化建设和培育现代化思想,作为中国同世界接轨的切入点,突出人的现代化,才能够使中国的腐败得到根治,中国的法制建设深入人心,依法治国才能够真正得到贯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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