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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卫刚的博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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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卫刚,籍贯陕西西安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法学博士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专业博士后,现在乌鲁木齐市工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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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不“任性”有多难?  

2015-03-17 16:20:20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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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“任性”开始热起来的时候,人们首先想到当今社会中,谁最容易“任性”?

这好像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问题,因为除了几个不知好歹的土豪外,官员,尤其是掌握一方人、财、物权力的书记们,最容易“任性”。关于这一点,可以从近两年接二连三不断被查处的官员名单中发现。

   如果要问为什么官员最容易“任性”?最常见的回答是:他们有权,而有权就可以“任性”。

   要真是这样的话,改革开放30多年,没有“任性”的官员可能少之又少。因为在中国市场经济启动与发展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,政府主导与考核官员们的经济业绩,已经成为悬在官员们头上的利剑。有了业绩,经济上去了,一切都好说;没有业绩,经济上不去,就得走人滚蛋。而这种依靠权力运作来发展经济的做法,想不腐败都不行。正是因为看到英雄与狗熊的下场,所以官员们才敢前仆后继地“任性”。

如果官员的“任性”,只是停留在为社会大众创造福利,间或地污染了环境的层面,到也有情可原。但是,当很多人在“任性”发展经济的同时,也“任性”地为自己牟取大量不义之财,那这种“任性”就成为今天或者人进去了,或者惶惶不可终日的根本原因。

除了上面的要求和考核,导致官员“任性”外,造成官员“任性”的另外一个原因:凡是太“任性”的官员,大都是些性格张扬、我行我素之人,例如,南京的前市长和书记季建业和杨卫泽,以及大名鼎鼎的改革官员仇和等。

熟悉体制的人都知道,这些人的“任性”,都有一个最基本特点:说一不二。例如,有熟悉仇和的人,在他出事后说“他这人一意孤行、听不进别人意见”。而为人霸道,工作上大搞一言堂,已经成为无数“任性”官员的本色标签。

说到官员的“任性”,就不得不说我们的监督体制,世界上可能没有那个国家对官员的监督少于中国。除了法院、检察院和社会舆论这些常规渠道外,各级党委、纪检委、监察局、反贪污贿赂局等,这些带有中国特色的反腐机构,可以说已经为防止官员“任性”,布下了天罗地网,但是它们还是不能够阻止大权在握的官员们“任着性子”腐败。我们现在抓获的“老虎”,主要是依靠群众举报,而由众多专职机构抓获的,大都只是一些“苍蝇”。因此,监督机构失灵,成为造成官员“任性”的第三个主观原因。

归结官员“任性”的三个原因:一是上面的要求和考核;二是官员个人性格;三是监督机构失灵。由于这里既有主观又有客观,所以治理腐败,也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入手,但是,问遍身边的老百姓,一个令人困惑的现象是:今天,大家都把预防和惩治腐败的希望,寄托在领导人个人身上。这个结论似乎在隐约告诉我们:中国的腐败,因人而生,也会也因人而止。

这是一个多么让人灰心的现象!

虽然官员的“任性”是塌方式腐败的根源,但是,人性论者告诉我们,没有人天生是坏人。从源头上讲,中国官员的选拔又是世界上最严苛的,别的不说,光是组织部门、纪检部门、宣传部门,这些党内最核心的部门,没有一个不是为要求官员做好人设立的。翻看任何一个腐败官员的简历,他们成长的每一个环节,都不是空白的,都有上述部门的印记。但是,如果这些部门把发挥职能,建立在察言观色、看人下菜的基础上,那就不能怪今天老百姓的反腐心态了。

事实证明,光有反腐败的专业人员、机构和制度,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还远远不够。要想让官员不再“任性”,建立高度独立的、责任心强的反腐机构,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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